2018年11月1至10日 Immer 阴天
整整40天没写日记了。前天终于决定，把此前网站数据丢失的不幸事件翻篇，重新开始经营此博客。先来篇流水账吧。
进入11月份以来，我一直在关注Owen Lattimore。事情的起因，是在一份新刊档案里发现了几封1936年拉铁摩尔夫妇与北平德裔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，其中涉及到他与蒙古民主主义精英们的交往史。简单说来，这段历史既是他“内亚视角”的成因之一，又能解释他于1950年代以后在美国所做蒙古研究的政治与情感立场。以往以及现在的国内学界，对拉铁摩尔“亲蒙反中反俄”的一面谈得比较少，在政治方面，大多关注他去延安会见毛周、到重庆担任蒋的顾问，以及在美国被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事情。思考了几天，同时也搜集了不少材料，觉得有文章可做，想写一篇投给《读书》杂志。先是问了H师姐的建议，得到了不少温暖的鼓励；后又给T师打电话，更是收获极大——T师意见为：年轻人写文章，千万不要发现了一段材料，就自觉发现了新大陆，咄咄逼人地写文章，说“你们以前都是错的，都没注意，就我注意到了”，这种“学术斗士”的姿态绝不可取；同时，拉铁摩尔基本是个当代人，其他研究者应该是看资料看得比较全、也写了功夫的，别人所写的内容不能轻视，尤其是美国人写的传记，没有政治忌讳，值得通读一遍；正确的做法是，把自己发现的新材料与别人的视角综合起来，去“丰富”、而不是“推倒”或“重塑”拉提摩尔的学术和政治形象。T师建议我完整搜集材料、好好整理思路，写篇大文章。我感动之余，更是大为叹服！这么看来，这篇文章急不得了，慢慢做吧。
这一周多的时间内，可记的事情不多，大致有以下几件：
1. 从二姐那里间接得知，J府又要添加新成员了。高兴。
2. 多亏了C编辑的勤勉工作，在长达两个月的邮件往来、删改修订之后，《东方历史文库》的书稿一校终于完成，书中所附地图也已于今日送审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下月底之前可以出版。C编辑居然与我是同级P大校友，深感荣幸。
3. 《光明日报》的小文章迟迟不见刊登，有些疑惑，但又不好意思打扰R师兄。只有耐心等待了。
4. 10月8日旁听了Betty的博士答辩。算上她导师及其学术秘书在内，答辩委员会共有5人（Levy、Meyer和一名极为nice的韩国研究教授Frau Lee）；我和Elli是仅有的听众。答辩过程30分钟，提问加作答30分钟。PPT做得很清晰（每页不超过7行），答辩内容事先写好（从15页删减至9页），从头念到尾，一开始觉得Betty有些紧张，语速过快，后来进入状态之后都挺好，时间也刚好合适。教授们非常友善，一共提了5个问题，但都没有故意刁难，比如Betty导师：您的论文写得非常好，也花了功夫（先是称赞一番）。我想问的是：20世纪初期，中国也出现过中、西医的论争。您研究了德国知识分子对中医的观点和评述，那么您能否简单阐释一下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么看待中医的？Betty回答得很慢、很有条理，但是并未具体举例。Levy的问题之一是，德国人的著述文本是怎么搜集的（即德国作者们的身份背景），Betty可能理解错了，没回答到点上。Levy笑着用中文说“还是有误会……”此后Meyer和Lee都在围绕该问题做解释，Lee一直在打圆场，真是个好人。总之，答辩在一片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。最后Betty导师宣布结果：论文得分Magna Cum Laude，答辩得分Cum Laude，总分Magna Cum Laude。大家都很高兴。之后我们三个去Alt Krug吃饭庆祝，我吃烤鸭腿，Elli吃Flammkuchen，Betty吃炖小鹿肉。